我每次跟先生见面、听他谈话的时候，我始终感觉到一样东西，那就是先生的深厚的爱。先生是个爱憎极其分明的人。对于敌人，对于一切阻碍进步、摧残进步的东西，他绝不妥协。他甚至主张“痛打落水狗”。可是对于敌人以外的一切人，他处处流露出他的热爱。这种爱发出了光辉。这光辉温暖了人们的心，在人们心中产生了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所说的“无言的激励”。鹿地亘说得好：“这不是向人‘指示行为’的东西，而是唤醒‘对于行为的热情’的东西。”先生的思想、先生的人格，都融化在他这种爱里面。翻读他那二十四册日记（尽管他记得那么简单），我们会惊讶他对于人们的爱竟然是那样广泛而且经久不变。他热爱人，热爱生活，热爱祖国，热爱工作。他的爱不是挂在口头上，而是贯彻到他的行为上，贯彻到他的日常生活里，贯彻到任何巨细的工作上。他做任何一件事情，都是从不苟且的。就拿他印的那本《珂勒惠支版画集》来说吧：“这都是我亲自衬纸，亲自校阅——多的抽出，少的补上去的。”他“赔钱、赔工夫印画册”，只是为了送给需要它、喜欢它的人，甚至在把印好的画册分送朋友的时候，他也要郑重地包封。他写文章，翻译书，连选择一个字也十分认真；他总是把原稿写得很清楚，不肯给排字工人添一点麻烦。他替年轻朋友校阅稿作，向各处介绍这些稿件；他出钱刊行年轻朋友的“处女作”，并且作“序”推荐，甚至一字一字地看校样，批格式。他回答年轻人的来信，替年轻人解决问题，都是一样地认真、负责，即使偶尔因此招来麻烦，他也从无怨言。他有时批评几句，也无非出于好心的关怀。他为了编印瞿秋白烈士的遗稿《海上述林》，花去了多少的精力和心血，连《海上述林》的广告也是他起草的。他替别人办事就跟替自己办事完全一样。他认为这都是他的工作，而且他有责任做好。
谁要是有耐心，仔细地算一算账，就会明白在先生的五十六年的生活中，他究竟做了多少工作、多少事情。在这些工作、这些事情里面都有先生的心血、先生的爱、先生的人格。凡是接近过先生的人，都能够从他的一言一行中，认识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正义，最后，什么是真理。他从来不搬教条，也不向你宣传，可是他的一言一行都告诉你这些。他的思想和信仰都融化在他的一言一行中间。他是一个真诚的人，也是一个完全的人。我并不是说，他是一个生下来就正确、一开口就说真理，甚至连抽烟的姿势都万分正确的人，然而他一生都是朝着真理走去的，即使他发觉自己走了弯路，他也毫不灰心地马上改正。他说过这样的话：“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，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。”只有对自己真诚的人才能够对别人真诚。先生从来不说他的文章有教育的意义，可是跟着先生走的青年终于找到了真理。先生不承认自己是导师，然而他的确把许多青年引上了通向真理的路。他不是用手一指叫青年朝他的手指着的方向走去，他也不是发一个指示，说青年应该走哪一条路，他是带头走，同青年一路走，或者甚至扶着青年走。
所以在当时的青年的眼睛里，先生是一个非常亲切、善良的朋友，而且也是一个真正爱护青年的导师。
9.26夜二时